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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人民法院报》通讯《我到丽江看法院》
作者:刘晓燕  发布时间:2006-12-30 08:46:55 打印 字号: | |
  说起云南省的丽江,人们很容易就想到丽江古城、玉龙雪山和神秘的泸沽湖,但是丽江还有它容易让人忽视的一面——贫穷。丽江市辖区内有四县一区,其中有两个国家级贫困县——永胜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,一个省级贫困县——玉龙纳西族自治县。

  在这些山高路远、相对落后闭塞、注重民族风俗的地方,法官们在践行“公正与效率”主题的过程中,遭遇到哪些困难?面对贫穷,他们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期待?

  6月初,记者跟着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官晋东一行,到丽江市的基层法院和一些派出法庭搞调研。在基层法院,记者看到了许多在大城市难以想像的情况。记者把这些都记在日记里,希望这些点滴的记录有助于大家了解这些地方法官的工作。

      

           6月6日,星期天,晴,期纳法庭

  6月4日,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官晋东一行到华坪县法院搞调研。本来说好我也要去华坪的,但因行程问题,我赶不过去,约定在永胜县法院的期纳法庭与他们会合。

  6月6日,吃过早饭,我们从丽江古城出发,丽江中院法警队队长李丽宏亲自驾车(在丽江的以后几天里,一直是李丽宏开车)。出城不久汽车就驶上山路。路上不时看见一些冒着黑烟的农用拖拉机。李丽宏告诉我,这是因为高原缺氧柴油燃烧不充分所致。丽江古城海拔为2400米,而其他有的地方海拔高达三四千米。

  驱车半个小时后,我们到了一条山顶的公路上。李丽宏告诉我,我们所在的这座山与对面的大山中间奔流着的是金沙江。

  车终于到了山脚下,驶过金沙江上的桥面,便到了永胜县的地界。车到了一个大坝子,一大片稻田如棋盘般出现在我们面前。李丽宏说,我们已经到了金关和凉关,这是丽江市的大粮仓,也是永胜法院受理案件比较集中的地方。

  车往南开,突然出现了一大片蔚蓝色,程海到了。程海是个高原湖泊,长20余公里,宽11公里,盛产螺旋藻。以湖中心为界,程海南片的案件归期纳法庭管辖,北片由金关法庭管辖。

  永胜县法院副院长张关平后来告诉我,有一次他们十几个人坐船到程海东岸去处理问题,船突然失去动力,停在湖心。当时风大浪高,船随时可能被打翻,船上的人吓得不行。一个年长的同志发话了:“想死吗?”船上另外12个人都说:“不想死。”“那就活着吧!”船神奇般地又被发动起来了。等船到对岸,他们一个个在岸边倒地就睡。

  6月6日中午,我们和官晋东院长一行在期纳法庭会合。期纳法庭坐落在一片民房之中,由一个寺庙改建而成。一座三层小楼,是6名法庭人员工作、生活的地方。法庭有一个审判庭和一个调解室。6名同志中,3位具有法官资格。

  法庭的院子里,两棵盛开的凤凰树和一棵大榕树撑起一片阴凉。在树阴下吃完午饭,我们端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,调研开始了。

  经费不够是大家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。永胜县共有38万人口,去年全县财政支出是2.4亿元,而财政收入只有3850万元,尚不足以支付县里教师的工资。张吴平说,县里按人头拨的办案经费只有2000元,院里共有6辆车,每辆车每年县里拨给包干费1.2万元。就这6辆车,有4辆车在“带病坚持工作”,对车况不熟悉的司机不敢开。一次执行中,一辆早该报废的车在半路上突然自行燃烧,焚毁殆尽。

  永胜县法院研究室主任成联柱告诉我,最近这两年,法官被拖欠的差旅费达到了26.5万元。虽然差旅费报不了,法官们还是自己先垫付费用出去办案。

      

          6月7日,星期一,阴有小雨,战河法庭

  中午1点30分,天下着细雨,我们从永胜县城出发,朝宁蒗彝族自治县赶去。

  车开了十来分钟,开始上山。山上的路是土路,汽车轧过积水时,溅起一层层土黄色的水雾。汽车绕着“之”字形山路向山顶爬去,突然间开进了白雾里。除了眼前的路和右侧的山壁,群山都隐去了真容。我老老实实系着安全带,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动也不敢动。开车的李丽宏点起了一支烟,时不时轻轻掸着烟灰。迎面过来一辆车,李丽宏将车靠着山壁停住,对面的车慢慢地蹭了过去。

   “以前走过这样的路吗?”李丽宏问我。

   “没有,第一次体验。这种路你走得多吗?”为了增加信心,我试探着问。

   “这算什么!”李丽宏嘴角轻轻一撇。

   车开了近半个小时,到了宁蒗界内,这儿没有下雨。路两旁的山上零星地长着一些树,大片大片的红土裸露在外。“以前这都是原始森林,滥砍滥伐光了。这些绿色,还是国家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才出现的。”同行人员告诉我。

   车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后,我们到达宁蒗彝族自治县法院战河法庭。宁蒗法院的同志在这儿等着我们。奇怪的是,他们开的是“司法所”的车。原来法院那辆“久病不愈”的车在半路上彻底罢工了,发动机坏了。他们临时向司法所借的车,接到我们后,还得指着司法所的车把坏车拖回去修理。

  战河法庭的办公楼经历过一次地震,今年4月刚刚修缮了一次。因为法院人员少,战河法庭只配备了一名法官,负责受理案件和法律咨询工作,这儿的案件只能等待法院的巡回审理。

  从战河法庭往北走二十余公里,便是挖开大桥。挖开大桥已经增修了防护栏和水泥墩。看到这些增修的设施,大家面色凝重。就是在这儿,宁蒗法院的两位同志永远地走了。

  去年9月23日一大早,宁蒗法院立案庭庭长魏余发、执行局局长蒋文龙、民一庭法官徐元友和执行局书记员马永志四人一道,驾驶一辆“213”北京吉普车,到宁蒗永宁坪乡一带,对四个案子分别进行送达、执行、宣判、催交诉讼费的工作。当工作完成时,天已经黑了。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,他们开车沿着崎岖的山路踏上了归程。经过挖开大桥时,因天黑桥窄、阴雨路滑,在与对面来车会车的刹那间,意外发生了。“213”吉普车冲出桥面,从十多米高的大桥上坠入山洪汹涌的拉都河中。

  据徐元友回忆,车子入水后,他被狠狠地灌了几口黄泥巴水。求生的本能使他在狭窄的车子里四处摸索。黑暗中,徐元友从吉普车已经破碎的后玻璃窗中游了出来,奋力浮出水面。徐元友挣扎着游到岸边,抓住河埂边的树枝呼救。他大声喊道:“我们是法院的,快救车上的人!”

  在挖开大桥附近,有一个摩梭人居住的村落。听说法院的车子掉到了河里,村里300多名百姓自发地赶了过来。20分钟后,宁蒗县公安局的杨润山驾车路过,他亲眼目睹了摩梭人自发救人的场面:在村里一位老者的指挥下,十多条汉子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沉入滚滚的洪水中;为了固定车子,村民们从家中拿来一捆捆的绳子,将沉入水中的车体拉住绑在桥身上;从路面到河埂要经过一片稻田,眼下正是收割的季节,这些昔日里珍惜每一颗稻米的村民们如今为了救人,踩着稻谷一趟趟上下奔忙着……

  受伤的徐元友被救上了岸,蒋文龙也被救出了险境。

  在场的杨润山无法忘记魏余发被打捞上来时的样子:老魏的头发一丝不乱,身上看不到伤痕,眼睛安详地闭着,口鼻间没有吸进一口黄泥巴水。

  马永志的遗体在离桥300米远的地方被找到,这个壮实的彝族小伙儿牺牲时才30岁。

        6月8日上午,星期二,晴,宁蒗法院

  宁蒗彝族自治县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中段东侧的高寒地区,辖区面积6025平方公里,境内群山连绵,沟壑纵横,河谷地带最低海拔为1400米,最高山峰海拔4510米,坝区平均海拔在2500米左右。由于宁蒗县部分山区与四川省大凉山毗连,又有小凉山之称。宁蒗县内分布着彝族、普米族等12个民族,还有摩梭人。

  宁蒗县法院立案庭庭长彭育告诉我,因为山区多,老百姓住得分散,送达法律文书经常遇到许多困难。

  “在一座山头喊话,对面山上听得见,但走过去,上坡、爬坡,得走老半天。”彭育说,“送达案件受理书、应诉通知书,靠邮政太慢,很多时候我们亲自送去。通公路的地方,我们就开车。车开不进去了,就拉开双腿走路。遇上旱蚂蟥落到脖子里,吸足了血有大拇指那么粗。”

  彭育告诉我,有时候当天回不来,他们就带着干粮,主要是烧土豆和新鲜辣椒,借住在老乡家里。热情的老乡端来酒搁在地上,一会儿工夫,几只跳蚤掉在酒里淹死了。

  据了解,这些年来宁蒗县法院审理的案件中,70%是婚姻家庭纠纷案件。

  宁蒗县法院民一庭庭长彭建华对我说:“我们这儿民族比较多,交通不便,经济文化落后,传统观念根深蒂固,群众的法律意识淡薄。很多当事人认为只要请了喜酒,举行了传统仪式,就是合法婚姻,就得到了社会的承认,领不领结婚证没有多大关系。”据悉,在宁蒗一些地区,还保留着少数婚姻陋习,如“娃娃亲”、“姑舅表优先婚”、买卖包办婚姻等。

  彭建华讲起他经办的一个案件。一对彝族夫妻,自小订的“娃娃亲”。男方还在读书时,就把女方娶进门,女方供男方读书,还照顾老人和小孩。男方工作后,看不起女方,提出离婚。

  “按照婚姻法,他们没有登记结婚,是非法同居,依法应该解除。但是,在这些案件中,女方是弱势群体,她们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得到保护。”彭建华说。

  法官们做了大量工作,男方坚决要离婚。法院判决解除非法同居关系,并责令男方赔偿女方经济损失1.5万元。“判决要考虑当地经济水平,不能判得太高。”彭建华说。

  对此,女方家不能接受。他们认为,男方出来在单位工作,对家族来说是一种荣耀,对女方一生也是个依靠,婚姻不能解除。

  在宁蒗的彝族地区,如果婚姻问题没解决好,双方家族可能会进行决斗。

  “我们把双方家族有威望的人请到法院来,跟他们讲,按照婚姻法,合法婚姻必须是男女双方达到法定年龄后并进行登记了的。你们觉得你们这种婚姻合法,但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。解决问题,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办,不能以家族冲突的方式来解决。”彭建华说。

  经法官分别给双方做工作,双方家族达成和解,男方家杀头猪,带上一坛酒,到女方家,交杯换盏之后,一笑泯恩仇。非法同居关系被解除,男方给予女方适当补偿。

  杨红春,34岁,摩梭人的女儿,是丽江市惟一的女执行局长。她给我讲起了她亲自执行的不少案件,言谈中,她常常提到的一个策略便是跟当事人打“心理战”。在她刚执行的一个案件中,涉及执行金额为一万元。被执行人开始说只有两千块钱。

  “我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,以为是在做生意呢。”杨红春直截了当地说,“这不是在菜市场买菜,可以讨价还价,这是执行法律文书,必须一是一,二是二。”

  见杨红春态度坚决,被执行人一方加码了,说有八千块钱。

  “我知道他们带够了钱,他们就是来试探你坚决不坚决。我做势要走,他们就慌了,因为除了这一万元钱,还有一批土地要执行,而这跟被执行人利益直接相关,他们害怕我走。”杨红春对我说。

  “心理战”成功了,但是这时已是凌晨了。杨红春回到家,打开家门,只见爱人举着板凳大力神般站在门口。“你这个疯婆子,我还以为是小偷来了呢。”

  跟我说着这些时,杨红春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

        6月8日下午,星期二,晴,永宁法庭

  在昆明时,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朋友告诉我,说永宁法庭的老庭长阮奥智退休后,当地老百姓不让他休息,非让他当村主任。结果,他得票第一。可他恐怕自己难以胜任一个管2000多人的村官,拒绝了,后来还是当选了所在村的村小组组长。

  到了宁蒗,我迫切想见到这位老庭长。

  吃过午饭,我们便往永宁赶去,宁蒗法院的彭建华、杨红春和郑贤辉与我们同行。

  去永宁的山路上有不少大转弯。车开了半个小时左右,杨红春晕车了。她说:“走这条路,五回中我得吐三回。”

  我们接着赶路,突然一块拳头大的石头从山上掉下来,落在我们的车顶上后弹到路边滚下山去。有惊无险,只是车的保险杠被剐了几道。

  老庭长阮奥智家离泸沽湖只有七八公里的山路,我们的越野车却颠簸了近二十分钟。我系着安全带,还是被颠得东倒西歪。同行的法官告诉我,这条路还不算差,他们平时下乡办案走的路比这还要差。

  见到原来的老同事来看他,老阮显得很意外,也很激动。

  到了老庭长家,杨红春要了点胃药服下了。我问她什么时候得的胃病。“成天往下跑,有时办案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。”她看了看我说。

  围着火塘,阮奥智讲起了他的故事。阮奥智原来是教师,1989年到法院后,一直在永宁法庭干着,直到2002年。

  “我办过民事案件,还有轻微的刑事案件比如重婚案。我办理的民事案件,基本上都是调解结案。” 阮奥智说,“这儿的人只要双方达成协议,就比较好执行。为一个案子,经常得跑三四趟,去得多了,大家都认识我了。在永宁,除了个把小孩,不认识我的人不多。”

  我问他有没有案件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?

  “办的案子太多了,太平常了,我现在真是想不起来。”阮奥智不好意思地说。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办案时路难行。

  “原来永宁法庭管辖的范围包括拉伯乡和永宁乡,只有三个村委会在永宁坝子里,其余的都在山上,拉伯乡2000年才开始修乡村公路。我们去办案,骑自行车,后来骑摩托车。没有路的地方,就只能走,遇上马帮,就沾光骑马走一段。”

  “当法官,得罪了不少人。”阮奥智叹了口气说。

  “大家不是很尊重您吗?”我问。

  “尊重是很尊重的。退下来的第二个月,村里人就把我选为组长了。”阮奥智颇有些自得。

  “干了十几年法官,那么苦,后悔吗?”我问。

  “肯定是不后悔的,我对法院有感情!” 阮奥智说。

  离开阮奥智家,我们赶往永宁法庭。

 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柳跃祥是永宁法庭的第一任书记员。他1981年从部队转业到法院工作,当时法庭只有一块牌子,办公场所还是借的。

  现在永宁法庭有了一栋两层小楼,但因为法院人员紧张(宁蒗法院编制人数应为47人,但现在只有30人),阮奥智2002年退休后,法院派不出人去接任,法庭只能暂时停止办公,房子由永宁乡司法所代管。

        6月10日,星期四,晴,石鼓法庭

  6月10日上午,我到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法院石鼓法庭采访。长江第一弯流经的地方,就是石鼓镇。

  石鼓法庭庭长和丽杰,在法院工作12年了。他反复向我提到的一个问题,便是对法官的定期培训。

  “我在法院十多年来,只参加过一次培训。那还是2001年,在昆明参加的全省人民法庭庭长培训,为期二十天,但那次培训的范围有点太宽泛了。我们盼望有针对性的培训,比如新的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台后,给我们专门培训一下,这对我们理解和适用法条非常有帮助。”和丽杰说,自己平时也买些相关书籍看,但如果能有资深法官和专家点拨一下,收获肯定是不一样的。

  和丽杰告诉我,出去办案,常常是早上八九点钟出发,晚上八九点钟回来,差不多接着就洗洗睡了,真正能看书的时间也不多。

  据介绍,石鼓法庭的四位工作人员中,只有和丽杰具有法官资格。这两年的司法考试中,玉龙法院无一通过。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6月11日,星期五,阴有小雨,丽江

  从6月11日起到15日,丽江辖区内所有法官都集中在丽江古城,由来自上海法院的三名法官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。这次培训是最高人民法院西部法官培训计划中的一部分。

  为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央关于西部人才培养的精神,提高西部地区法官的整体素质,加大法官培训力度,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西部法官培训计划,决定抽调东部地区有一定法学理论水平和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,到西部地区支援法官培训工作。

  11日上午,上海市杨浦区法院副院长张斌讲授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》。他先给大家放了一部片子,片子中用flash的形式,展现了法官庭审、宣判、执行、信访接待中的不当行为,大家看着不时发出笑声。

  根据教学安排,来自上海的这三名法官将分别就民事、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业务问题,对丽江法官进行培训。

  官晋东对我说:“我们要借这次西部法官培训之机,加强对市基层法院现有在职法官培训,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法律专业素质,以适应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要。”

  官晋东坦言,这次培训有助于解决一些问题,但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不容忽视:法院缺编严重,法律专业人才缺乏,司法考试通过率低,法官出现青黄不接现象。由于前几年机构改革,一批法官享受优惠政策提前退休,部分法官调离法院或到政府部门任职,仅2002年、2003年两年,丽江市基层法院流失法官40人。丽江全市法院缺编56人,有的基层法院缺编近20人,严重影响了审判工作。实行司法统一考试以来,丽江市通过率比较低,有两个法院根本无人通过。等老法官退休,有的法院可能没几个人有资格办案,比如玉龙县法院包括院领导在内仅有法官12人。这是让他这个中院院长最头痛的问题。

     文章来源《人民法院》2004年8月19日第五版
责任编辑:刘晓燕